我们期待疫情的拐点

庚子年的春节，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袭击，国人的心情骤然间进入到至暗时刻，由于此病毒最早发现于武汉的患者，故也有外人称其武汉肺炎。短短三个多月时间，武汉两次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一次是世界军人运动会，再一次就是这一次的疫情。前者荣耀，后者惊悚。这一次的鼠年之疫，武汉人处在灾难的中心，居住和工作或就学在这座城市的居民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万人，疫情爆发之后，特别是元月23日封城之后，留在武汉的人，几乎全民隔离，生者忧忧，患者戚戚，更有一些被感染的普通市民，因为住不进医院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在封城之前离开武汉的人，后来扩展到所有的湖北人，在异地他乡，几乎都变成众矢之的，好像所有的武汉人，所有的湖北人，都是病原体。在骤然而降的灾难面前，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换句话说，灾难也是检验一个民族的心智是否成熟，一个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是否完备。

今天是2月2号，庚子年的正月初八，疫情还在发展，按专家的判断，疫情的拐点应该在元宵节前后，离现在还有一个星期。但我觉得这个估计过于乐观。武汉每天新增的新冠病人还数以千计，不要说拐点，连何时到顶都难以预计。眼下令我担忧的是，在疫情的拐点还没有出现之前，另一个拐点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舆情的拐点。

疫情的防治与舆情的掌控

中国的网络化时代肇始于商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网络企业巨头对商贸与金融的改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网络之于媒体，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管理上一直在摸索前进。在这次疫情中，初始阶段人们对疫情“是否人传人”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主流媒体即电视与报纸的报导。但是，当这些媒体的报导与疫情的实际情况不符时，人们便开始质疑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特别是八名医护人员通过微信通告亲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而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后，更加引发了较大范围的批评。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疫情的危险还是要刻意隐瞒？二者相比，我宁可相信前者，因为刻意隐瞒疫情，最终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他们也是人，他们并没有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病毒见着他不会绕道走。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政府对外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内部却是分成若干个掌控不同领域的权力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独立运作的方式及惯性，他们之间既有关联性更有独立性，每一个部门在管理事务中都会强调自己的存在，凸现本部门的作用，最终既可能因某一个关联事务交叉重叠而形成过度管理现象，也可能因衔接不畅而出现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依照历史的经验，武汉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某些权力单元的力量是否过度膨胀，或者某些权力运行所依赖的专业机构未能提供客观准确依据，从而导致整体公信力与执行力的削弱。于是，大量的自媒体就应运而生。客观地说，有人会利用自媒体来发泄对政权的不满或传播不实的消息，也不排除国外敌对势力借机把水搅浑，给党和政府抹黑。但我认为更多的人是通过微信、QQ等信息平台来表达对疫情的关心，发布各自掌握的防疫知识，沟通亲友间的问候与掌握最新的动态等等，这是老百姓获得知情权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当然，在一种集体恐慌甚至无助的氛围中，要想每一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有节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自武汉封城以来，置身其中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神定气闲。于是每一个人都通过互联网对时局发表意见、判别是非、救死扶伤、沟通有无……一时间，自媒体的风暴同甚嚣尘上的疫情一样汹涌泛滥。舆情疫情交织上升，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对这两样，肯定都会头痛。我相信，疫情会葬送一些无辜者的生命，而舆情又会产生一批大咖、大V。如何控舆防疫，这需要管理者的智慧与担当。

疫情应对暴露了国家治理的缺陷

从疫情产生到爆发，奋战在疫区医务人员及志愿者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赞扬和爱戴。相比于他们，那些同样在一线工作指挥抗疫的各级官员可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表态都受到了严厉的监督。如果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指责甚至咒骂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特殊的时刻，官员们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对象。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人们对权力执行者总是有着较为严苛的期待和监督，中外概莫能外；二是此次疫情中一些官员应对突发事件手足无措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当下，所有情绪化的议论及表态都无助于理解发生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冷静地分析，这乃是时代发展在倒逼我们不断提高对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条件要求。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分皇权与相权两部分。皇权的代表是皇帝，相权的代表是宰相，两者的关系就是享国与治国的关系。享国者秉承仁与德，深谙垂裳而治的用人之道；治国者则必须深谙行政之道。相权是文官系统的总称。宰相是天下文官之首。古人有言，能当好宰相，须得掌握十三门学问，从天文地理、人文学术乃至水利交通、科举外交，几乎无所不备。自宰相以下，从三省六部到郡县主官，都须得有学问的根基，世事的历练。选好每一个主官，既是一个地方的福气，也是朝廷的福气。一个官员的学问与历练是否达标，放在日常事务与太平岁月中，很难见出高低，但是如果骤遇危机，则高下立见。